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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專訪李莊披露其與王立軍兩次見面一次對話

本報記者沈厚發自重慶 “李莊案”波瀾再起, 隨着帷幕的緩緩拉開, 這部律政大片第三季開始預熱。

  2月7日上午,李莊昔日助手馬曉軍和妻子韓會娟起訴重慶警方,指控對方在調查李莊案過程中涉嫌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經核實,重慶江北區法院已收到相關訴訟材料和委託手續,但尚未就是否立案表態。

  這一舉措被外界解讀為李莊及其助手對重慶警方的反擊。而反擊的時間節點的選取,頗耐人尋味。

  5天前的2月2日,著名“打黑英雄”、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被重慶官方宣佈卸任公安局局長職務,不再分管警方事務。

  2月8日上午,重慶市政府新聞辦公室通過官方微博發布消息:“據悉,王立軍副市長因長期超負荷工作,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經同意,現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

  2月9日,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應詢答問時表示,王立軍於2月6日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一天后離開,“有關部門正在對此進行調查”。

  起訴重慶警方

  馬曉軍今年31歲,河北人,在李莊案中,他一直具有雙重身份。

  首先,他是李莊案的同案嫌疑人。2009年11月,北京康達律師事務所接受龔剛模的妻子程琪、堂弟龔雲飛的委託,指派李莊與馬曉軍擔任龔剛模被控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罪一案的一審辯護人。

  “接手龔剛模案時,馬曉軍剛來康達所,調動手續都還在辦理中,這是他跟我出的第一次差、辦的第一個案子。”李莊說,之後,兩人三次前往看守所會見龔剛模。

  2009年12月10日,龔剛模檢舉李莊,稱李莊“教唆”他編造“被刑訊逼供”的虛假口供。後來,在接受央視採訪時,龔又表示,李莊教唆的方式是“眨眼暗示”。重慶警方認為,時任李莊助理的馬曉軍參與了教唆翻供活動。

  同時,馬曉軍還是李莊案中控辯雙方爭取的證人。

  李莊案開庭期間,公訴人出示了馬曉軍證言,馬說:“李莊知道,只有從刑訊逼供上做文章,這個案子才有做頭。”這番話被重慶控方指稱為李莊作為辯護人具有教唆犯罪意圖的依據。

  二審期間,李莊的律師向法院提交了幾份新證據;其中,三份是由馬曉軍手寫、反映李莊和龔剛模三次會見情況的筆錄。

  龔剛模在其中主動回憶了被刑訊逼供的細節,還說自己為配合偵查機關錄音錄像背誦了提前做好的口供。不過,這些筆錄沒有經龔剛模本人簽字。李莊解釋:“馬曉軍律師是第一次跟我出去辦案,可能忽略了這個。”

  李莊有罪還是無罪,馬曉軍如果不能出庭作證,並接受控辯雙方詢問,問題就很難查清。因此,在案件開庭前,李莊的辯護律師向法院申請馬出庭作證。但法庭回復說,馬本人不願意。

  馬曉軍在2月7日提交法院的起訴狀中給出了另一番解釋。他說,自己從2010年1月9日至2010年2月11日因李莊案被監視居住。在監視居住期間,他被強迫居住在重慶市江北區建北三村一住宅內,被強迫簽訂房屋租賃合同,被強迫出具不同意為李莊案出庭作證的證明,被強迫書寫申請重慶警方保護的申請書。

  馬曉軍特別提到一個細節:他在警方強迫下外出逛街、吃飯、看電影,而整個過程中,警員同時攝像以試圖證明他當時是“自由”的。

  馬的妻子韓會娟在另一份起訴狀中說,她也被重慶警方強迫寫下書面聲明,即自願陪同馬曉軍接受監視居住。

  馬曉軍在起訴狀中,除就人身自由受限提出賠償要求外,還要求重慶警方賠償經濟損失20萬元,理由是警方行為導致其至今無法從事律師工作。

  北京律師朱明勇透露,恢復自由後的馬曉軍回到家鄉河北後,律師證被當地司法局收走,其律師資格在法律上屬於待定狀態,為了謀生,他推銷過達利園蛋糕。

  而未能出庭為李莊作證,更讓馬曉軍內心備受煎熬。知情者說,“他長期沉默不語,神情陰郁,他曾一邊哭一邊對着重慶方向磕頭,以示對李莊的歉意”。

  2月7日晚,李莊發微博希望大家了解、關愛馬曉軍:“當年因我,他、他妻子、家庭、父母,都遭受了龐大的肉體創傷,其實,一切對與錯、是與非、功與過,皆由我一人擔當。”

  馬曉軍目前尚不願接受媒體採訪,但他托李莊轉告時代周報記者:“重慶警方的嚴重違法行為的冰山現在還沒揭開半形。”

  李莊出獄半年來,始終未曾停止向最高檢、最高法、全國人大、中紀委、中央政法委申訴。

  身陷囹圄548天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這次馬曉軍夫婦起訴重慶警方,已然是李莊案第三季。

  2009年12月10日,重慶市公安局以李莊在代理重慶龔剛模涉黑案中涉嫌僞證犯罪為由,對其立案偵查。2010年2月9日,重慶市第一中級法院終審宣判,李莊被認定犯辯護人僞造證據、妨害作證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

  這就是所謂的李莊案第一季,其劇情大逆轉發生在2010年2月3日的二審過程中。當天,一直不服重慶檢方對自己僞證罪指控的李莊,突然出人意料地當庭認罪。他態度為何有如此巨變,這一直是外界廣泛而持久的懸疑。

  “認罪的背後,其實是訴辯交易。”李莊2月13日接受時代周報記者採訪時說,早在他被抓當天,這種交易就已經開始了,而且它貫穿於整個事件的不同訴訟階段。

  李莊說,在當天被抓現場,他就與警方爭辯,警方讓他端正態度,“你的事,大三長(重慶市公檢法一把手的統稱)已經開會定了,可以從輕處理”。

  一審開庭前,辯護律師第一次會見李莊,就向他轉達了法官的交易條件:只要態度好點,認個錯,配合庭審,可以建議司法機關內部處理,免於刑罸。

  李莊稱,由於他拒不認錯,訴辯交易失敗,他被一審宣判有期徒刑2年6個月。一審之後,為盡快出去找到三次會見龔剛模的錄像證據,推翻有罪判決,他於是作出二審“詐降”決定—以退為進、低頭認罪,達到被判緩刑的目的。

  重慶公檢法欣然附和李莊的“認罪”決定。在二審時,李莊當庭“認罪”,六條認罪宣言其實是一首藏頭詩,連起為“被逼認罪緩刑”。該藏頭詩當晚被人破譯,輿論嘩然,2010年2月9日重慶市一中院作出“認罪、減刑一年”的判決。

  但這並非結局。2011年4月,李莊出獄前夕,被再次以妨害作證罪的“漏罪”為由被起訴,李莊案第二季開演。事實上,重慶警方對李莊遺漏罪行的偵查,自李莊案二審終審後即已開始。

  這是一樁發生在上海的舊案。2008年6月26日,上海金湯城沐浴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孟英被訴至上海徐匯區法院。檢方指控,孟英收到自然人徐麗軍的100萬元投資款後,將其中50萬元存入自己的銀行賬戶,用以歸還個人貸款,觸犯了挪用資金罪。

  李莊被指控,為幫助孟英開脫罪責,2008年7月,時任康達律師事務所律師的李莊作為該案辯護人,以幫助證人徐麗軍索回投資款為名,引誘、教唆徐麗軍違背客觀事實,改變證言,將其在金湯城公司的投資款改變為自己提供給孟英的個人借款。

  孟英最後被認定挪用資金罪成立,但獲刑較輕: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期三年執行。

  然而,2011年4月22日,李莊“漏罪”案又發生大轉折,最終被重慶檢察機關撤訴,不了了之。身陷囹圄548天之後,李莊於2011年6月11日出獄並返回北京家中。

  “刑訊逼供鐵證已找到”

  2011年12月12日,李莊案案發兩周年之際,李就走上了申訴、反擊之路。

  當天上午10點,李莊前往最高法院申訴,並由其子李亞童、黑龍江齊齊哈爾市夙生律師事務所主任遲夙生代理。他申請的事項有二,一是撤銷重慶市第一中級法院的“渝一中法刑終字(2010)第13號”刑事判決書;二是對該案立案再審,依法宣告申請人無罪。

  在遞交上述申訴後,李莊被要求出示該案判決書的原件。由於這份原件在其出獄時被監獄沒收,申訴暫停。

  當天,他還同時向法院提起訴訟,控告《中國青年報》在2009年發表文章《重慶打黑驚爆“律師造假門”》侵犯其名譽權。但該案至今未被法院受理。

  “我沒氣餒,仍然在向最高檢、最高法、全國人大、中紀委、中央政法委申訴。”李莊表示,申訴不僅僅是為我自己平反,更重要的是,通過申訴,告知民衆什麼是法律的尊嚴。

  對於馬曉軍夫婦此次起訴,李莊認為,它將進一步揭開李莊案迷霧。

  事實上,出獄後兩個月,李莊即開通博客和微博,披露“李莊案”真相。但他表示,“揭示的只是冰山一角”。

  李莊稱,2月2日,重慶官方宣佈王立軍卸任公安局局長職務以來,他已收到各方人士發來的近百封書信,反映李莊案的真相。

  “龔剛模被刑訊逼供的鐵證我已經找到了,我現在暫不公佈。有一段視頻是重慶警方人士傳來給我的,過段時間我會在微博上公佈。”李莊透露,該視頻內容顯示,在他接手龔剛模案之前,龔已經被刑訊逼供了,走路不正常。

  龔剛模究竟有無受到刑訊逼供,是李莊案最核心的問題。二審法庭上,控方曾提交專案組民警證言稱:嫌犯在羈押期間受到了人道的待遇。李莊會見龔剛模時,與他發生過激烈爭吵的張姓警員作證說,審訊依法進行,每天白天審七個小時,晚上休息。看守所獄醫也表示:沒有發現龔剛模有外傷。

  辯方卻提供多份證據反駁以上證言。其中,包括多份審訊筆錄—有從凌晨2時許、也有從凌晨5時許開始的,其中一份顯示,有超過24小時的疲勞審訊。

  對李莊最有利的證據,是重慶法醫驗傷所出具的《司法鑒定檢驗報告書》。該《報告書》稱:龔剛模左腕部色素沉着,減退區系鈍性物體所致擦傷後遺留。辯方認為,即使不能據此認定龔剛模受到刑訊逼供,也不能排除其受到刑訊逼供的可能。

  李莊稱,他至今仍清晰地記得第一次會見龔剛模的過程—會見開始,龔痛苦地說:口供都是他們編好以後逼我簽字的,不簽字他們就打!龔還稱,被提到看守所外一民兵訓練基地弔打了八天八夜,大小便失禁,還被裸體弔打,捧大便,用內褲擦地板;一位副支隊長看不過去,進行了制止,一男一女兩個醫生為他進行過治療。

  2010年8月,北京律師朱明勇亦向外界公佈了龔剛模案另一主要被告樊奇杭被刑訊逼供的資料,包括在案件辦理過程中他所了解到的當事人樊奇杭所受的刑訊逼供,並有樊奇杭自述在“鐵山坪民兵基地”遭遇“打”“弔”“打表”及“長期不讓睡覺”等刑訊逼供措施的視頻。

  據樊奇杭自述:“他們行話就是‘打表’,是在腳鐐戴上後,把手銬在腳鐐上,人站成90度,一站就是一個星期。我記得最長一次站了10多天……當中暈死過去,休克了幾次。他們看我休克了,就用冷水把我澆醒,就有人過來提着腳鐐把我倒提起來,把我弄醒了繼續站……”

  朱明勇失望地表示,這些證據最後均未獲法庭採信。

  面對面的交鋒

  李莊正在寫作一本書,暫命名《我的律師生涯》,他說,在這本書裡會濃墨重彩寫到他與王立軍之間的故事。

  2月9日,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證實,重慶副市長王立軍於2月6日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一天后離開,“有關部門正在對此進行調查”。

  而在此前一天,重慶官方則發布消息稱:王立軍因長期超負荷工作,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經同意,現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

  “得知王立軍進美領館並受到調查的消息時,我正在北京參加吳英案的研討會。”李莊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採訪時坦言,當時感到突然,繼而五味雜陳,“我和他有兩次見面,印象深刻”。

  李莊第一次見到王立軍,是2009年12月2日夜,北京飛往重慶的最後一班航機上。在飛機頭等艙裡,他遇見了重慶市時任公安局長王立軍。

  “我當時坐2號座位,王坐3號,隔過道相鄰而坐。他帶了5個保鏢,其中2個坐其身後,另3人坐經濟艙。”當時李莊和王立軍並未打招呼,李後來才知道王到北京正是向中央政法委反映其涉嫌僞證犯罪的問題。

  李莊記得下飛機時,他特意站起來伸出左手,請王立軍先行。王的專車就停在停機坪上,迎候他的是一衆全副武裝的警察。

  10天后的12月12日深夜,李莊被重慶警方秘密抓捕,押解回渝。“在重慶機場的飛機舷梯下,王立軍帶着上百名防爆警察和一群記者迎候我。”李莊說,飛機被幾十輛閃着警燈的警車包圍。

  防爆警察分列三路縱隊,身着迷彩服,頭戴鋼盔,腳蹬皮靴,每人佩帶一把微型衝鋒槍,十分威嚴。在相機的閃光燈閃爍中,李莊走下舷梯,與身穿米黃色風衣的王立軍展開了兩人間唯一的一次對話。

  王立軍:李莊,我們又見面了!

  李莊:不是第一次,但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王立軍:你不要以為你的網我們撕不破。

  李莊:我沒有任何網,我只知道有一張法網。

  王立軍:我們重慶打黑除惡的決心是任何人動搖不了的。

  李莊:我雙手贊成打黑,但堅決反對“黑打”。你這樣大的陣勢,是迎接奧巴馬來訪呢,還是抓住了本•拉登?你得浪費納稅人多少錢呀,對我這樣一個律師不值得。

  王立軍:我們任何一項工作都是有成本的。

  李莊:好,我願意做你們的成本。

  話畢,王立軍指着李莊,扭頭對專案組人員喊:“你們開始執法吧!”隨後李被戴上手銬,聽到王立軍吩咐專案組警察:他可是一個懂法的人。警察們回應:“明白意思!”

  李莊被押上警車,警車呼嘯而行,直奔看守所。從機場到看守所幾十公里路途,全程戒嚴。李莊坦承,這給他精神上帶來了極大的威懾,同時感覺王立軍“太作秀,小題大做,鐘情於‘戲劇化’的情節”。

  2010年2月終審宣判後,李莊寫過一封言辭誠懇的信,托看守人員轉交王立軍,要求見他一面:“給我20分鐘時間,我會說服您,讓您重新認識李莊案。”但王並未赴約,只是派了一個副局長見了李莊。

  直到出獄,李莊再也未見到王立軍。“但出獄前幾天,他派專案組人員來給我施壓說,出獄後就看我表現如何,要我不要亂說話,不然就以上海案證人徐麗軍向我提起的誹謗罪,再抓捕我。”李莊說。

2012年02月16日 鳳凰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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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研中心研究員評僧人自焚:政治上有預謀的策劃

我看四川藏區年輕僧人自焚事件

  最近四川藏區年輕僧人接連發生幾起自焚事件, 製造恐怖氣氛,引起社會關注。 事件發生在四川藏區的四座寺院, 多數自焚事件又集中出現在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格爾登寺。隨着對事實真相了解的深入,大家逐漸弄清楚個中原委:1959年叛逃國外的格爾登寺活佛一直在達蘭薩拉活動,曾經擔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私人秘書、僞“流亡政府”的宗教噶倫等,一直對該寺施加影響。

  2008年拉薩“3·14”事件發生後,境外格爾登寺專門成立“緊急情況協調小組”策動指揮,還爆出“花錢買屍”的內幕,甚至身為活佛的個別人將這些自焚者譽之為“英雄”;境內剛剛發生自焚,境外即時視頻報道炒作,如此等等,讓人深思和震驚。靜觀這幾起自焚事件,在為無辜的年輕生命的喪失而感到悲傷、惋惜的同時,也不能不讓人對事件的幕後操縱者、支持者和贊譽者産生憤怒和厭惡之情。

  佛教講究以慈悲為懷,更以不殺生為根本戒律,藏傳佛教在這一方面有着良好的傳統。大家熟知的“雪頓節”的起源就與此有關。相傳佛教有300多條戒律,其中最忌諱的是殺生害命,而夏季草木滋長,萬物復甦,百蟲驚蟄,如果僧人外出活動就難免踩殺生命,有違戒律。格魯派便規定:藏歷四月至六月期間僧人們只能在寺院閉門靜修,稱為“雅勒”,意即“夏日安居”,到六月底方可開禁。開禁之日,僧人們紛紛出寺下山。百姓為犒勞僧人,備釀酸奶、舉辦郊游助興,並表演藏戲,遂有雪頓節日。而許多年前,在藏區發生的農民不願看到農藥傷及害蟲,延請僧人念經祈禱蟲子趕快逃跑的真實故事,更是他們憐惜生命的真實寫照。

  然而,拉薩“3·14”事件中部分不法僧人的殘忍表現和四川格爾登等寺僧人的自焚事件,破壞了一般民衆對藏傳佛教關於不殺生的良好印象。在四川藏區發生的幾起自焚事件中,出現了一幕幕十分悲哀的場景:年輕僧人自焚與老年僧人慫恿,民警、醫護人員救人與寺院僧人搶奪傷者,自焚者父母哀求放人與寺院讓傷者坐以待斃,年輕僧人的自焚要拷問的已經不是寺院是否遵守了佛陀制定的根本戒律,而是作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底線。教唆自焚、搶屍,甚至後來被揭露出來的“買屍”,不禁讓人們懷疑這種寺院的性質,上師不能給予年輕僧人以向善的引導,年輕僧人未能持戒自律,他們又怎樣履行普度衆生的職責?哪個虔誠而善良的父母還敢把含辛茹苦養大的孩子托付給他們?!

  西方媒體稱,在四川藏區的幾起自焚事件中,年輕僧人和還俗僧人在實施自焚行為之前,都高呼“西藏自由”、“西藏獨立”等口號,這些舉動既說明該項活動都是一種政治上有預謀的策劃,同時,也反映了這些人對歷史的無知。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四川不在“西藏”的範圍,即使在英國1913-1914年試圖製造“西藏獨立”的非法的“西姆拉條約”中,也把四川藏區劃在中華民國行政版圖之內。在近代中國最衰弱時期由帝國主義勢力入侵而出現的“西藏獨立”的逆流,都以失敗而告終。今天還逆歷史潮流而動,鼓噪“西藏獨立”,只能是自絶於全國人民和整個中華民族,走上的只能是一條不歸路。讓四川僧人呼喊“西藏獨立”的鬧劇也未免南轅北轍,喪心病狂。

  搞分裂不得人心,也有悖於藏族人民近代以來的反帝愛國優良傳統。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後,四川的藏族、羌族地方武裝,聽從清朝廷的指揮,奔赴東南沿海前線,英勇抗擊英國侵略者,守護祖國東南陸上門戶。1842年2月,川西金川團練使和瓦寺宣慰使所轄藏羌族土屯兵近2000人自備軍馬和裝備,分兩部參戰,為中國人民抗擊外來侵略寫下可歌可泣的一頁。康區藏族支援長征中的紅軍更為中國革命立下汗馬功勞,甘孜白利寺第五世格達活佛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不顧個人安危,力促西藏和平解放,最後被分裂分子害死,他用生命詮釋着愛國愛教的真實內涵。

  20世紀50年代西藏和其他藏區的民主改革,埋葬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失去土地、農奴和政治特權的上層僧侶貴族,心中充滿了仇恨和怨氣,他們要搞分裂、圖謀重新掌權並對百姓作威作福。50多年的時間過去了,鐵的事實反復證明那是不可能實現的夢想。但是,至今在某些僧人的內心裏,卻還十分懷戀那個政教合一制度,留戀舊制度下的諸多特權。而少小出家的個別年輕僧人,既缺乏守法意識、公民意識,也缺乏守戒觀念和自我約束,思想活躍卻又易於受人指使、聽人教唆,最終走上害人害己的自焚之路。除了背後一些居心叵測的壞人的指揮、操縱之外,境外一些組織、媒體、活佛、政客的煽風點火、造謡滋事,也起到很惡劣的誘導作用。“流亡政府”搞分裂中國、破壞西藏和其他藏區穩定的陰謀一直無法得逞,他們的一些頭頭腦腦確實很焦躁、很鬱悶,但是卻不該拿年輕僧人的性命作為要挾工具,讓存在了一千多年的藏傳佛教的聲譽蒙受羞辱。

  當前,中國的發展進步世界矚目,國力的增強和人民群衆生活的改善有目共睹。與此同時,在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時期,也有許多困難需要應對。就西藏和藏區寺院而言,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會議已有明確部署,除了維修古老寺廟、保護整理出版佛教經典,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等諸多措施之外,還積極落實一些關係民生的項目,諸如在寺院實現通電、通水、通路,對僧尼提供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對年輕僧人的學習進步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和必要條件。藏傳佛教界的許多高僧大德和有識之士,積極弘揚愛國愛教、護國利民的優良傳統,為西藏和其他藏區的穩定發展、文化建設等發揮着積極的作用,為忙於提高自己生活水平、建設美好家園的藏區信教百姓給予精神上的慰藉和鼓勵。而自焚事件則試圖破壞這一大好形勢,破壞百姓求穩定、求安寧、求幸福的美好願景。

  四川藏區的自焚事件是一個不和諧的音符,不守法持戒則僧將不僧,干政滋事則寺將不寺,藏傳佛教任憑這些人肆意妄為、玷污實在令人擔憂。

  藏研中心研究員 張 雲

2011年12月06日 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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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科學生活:素質十分低下

八年前是板藍根, 今年是碘鹽。 其間還有白醋、綠豆——從2003至2011年, 隨着非典、甲流、張悟本與日本地震,這些尋常生活用品一次次毫無預兆地身價飆升。

  3月17日當天,全國多個城市絶大多數超市的食鹽貨架上空空如也。媒體報道,武漢“搶鹽帝”郭先生花2萬多元買了一座由東風6噸載重卡車才能拉動的“小鹽山”。

  對這種失去理智的行為,解讀不盡相同。群體心理、謡言、不正當得益等等之外,民衆科學素養被再次提起。恰逢去年底,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發布了第八次中國公民科學素養調查結果,2010年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公民比例達到3.27%,而這個數字在2003年是1.98%。

  “我怎麼也沒有想到,過了七年才增加了一個多百分點。”對這個進步,曾擔任《全民科學行動素質計劃綱要》起草組組長的中國科技館原館長王渝生教授不太滿意。他以為,即使沒有美國那樣一年增長一個百分點的速度,七年時間,至少也應該翻一番才說得過去。

  “中國公民的科學素質不僅是低,而且是十分低下。”王渝生毫不諱言。

  中國科普亦曾風流

  “養鴿子、養蠶、釣魚、種樹。喜歡自己動手去做,比如將生病的熟蠶腹中還沒吐出的絲液,取出來拉長就成為透明又結實的釣魚綫”,82歲的地質學家、科普作家陶世龍時常回憶起在四川山村裡的童年生活。

  當他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少年周報》上看到教育家舒新城先生寫的發刊詞《讀一本大書》時,他恍然大悟,這本“大書”就是大自然,如果用科學的眼光去看待自然,就能看到許多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陶世龍為如今的城市孩子感到一絲惋惜。生活環境的改變,孩子們失去了與大自然的親近感,培養“科學興趣”顯得更加刻意而困難。

  “在日本沒看到像我們國內一些幼兒園那樣有豪華氣派的塑膠場地,也不一定有寬闊平坦的水泥地操場。幼兒園大都有沙池、工具、大木樁和各種生活用具或自然物件,戶外平地多由細小的碎沙石鋪成”,廣州市教育科學研究所學前教育研究室主任李麥浪在三年前參觀英國、日本等國的托幼機構與社區後,稱最大的感受是孩子們能夠“閲讀”環境。

  對於28歲的南京女孩董嘉來說,大自然的確有些遙遠。她是生長在城市中的獨生子女,和女性同伴常做的游戲不過是跳皮筋、拋沙包。小學的自然課每周一節,老師有時會帶來青蛙讓同學觀摩。偶爾在戶外上課,除了記得同學們放風似地向外瘋跑,再也沒有其他印象。

  從初中開始,董嘉才接受比較系統的科學教育,包括物理、化學、植物等課程。化學實驗課程不多,而觀察高錳酸鉀化學反應的樂趣,被化學女老師一句句嘮叨打消:“試管一定要保護好,弄壞一個賠15塊錢……”

  高中時文理分科,董嘉選了文科,從此和科學無緣。她看到公衆科學素養調查問卷的一道題目,“電子比原子小嗎”,心裏暗暗叫苦,“高中學過的,偏偏忘記了!”

  “從歷次科學素養調查結果來看,中國公民科學素養水平隨年齡增長是降低的。”中國科普研究所科學素質研究室主任助理張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美國科學促進會於1985年啟動的旨在幫助所有美國人提高科技素養的“2061計劃”,是將科學素養目標轉化成基礎教育(幼兒園至高中階段)的學習目標或基準;而我國九年義務教育的小學階段缺乏系統科學教育,而中學又以應試而非興趣教育方式為主,工作後更少有繼續教育的途徑。因此,沒有培養起真正科學興趣的中國民衆,不容易主動走近科學。

  公衆與科學的距離,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兩次科學熱潮中曾被拉近——科普作家陶世龍與白領董嘉分別經歷過。第一次是在1949年至1956年,新中國百廢待興、亟需科學知識。陶世龍參與編纂了第一版《十萬個為什麼》,每篇稿費7元錢。應通俗讀物出版社要求,他還寫了一本兩三萬字的薄冊子,名為《地下有“閻王”嗎?》,是專門寫給農民看的通俗讀物。

  第二次科學熱潮,出現在1978年“四人幫”被粉碎之後。此時,科普圖書重新大量出版,科普出版社重建,科普創作欣欣向榮;上世紀80年代,《無線電》《大衆醫學》《奧秘》《科學畫報》等科普雜誌風行,各省面向農村的科技報還積極推動科學種田;《迎接新的技術革命──新技術革命知識講座》在 1984年進入十大暢銷書之列;很多4至8版的綜合性報紙也開闢科普副刊或專刊……

  “你看看現在,報紙動不動幾十版上百版,但是有科技專刊的多嗎?”耄耋之年的陶世龍搖搖頭說。改革開放後,這些科普專刊由於沒有經濟效益,很快被健康、電腦、網絡等專業領域副刊,或是周末、時尚等娛樂休閑類專刊所取代。

  “小兒科”的“老瓶頸”

  三十年前,王渝生悄悄地為《北京晚報》《中國青年報》撰寫科普短文,從來不敢署真實姓名(《光明日報》除外),以防單位同事知道後看不起,“就像搞地下工作一樣”。

  他甚至坦白,“當時我搞科普的目的就是為了掙稿費。”一小時寫成千字文,稿費十塊八塊,這在月工資只有一百來塊的年代很是頂用。依靠着為《科技日報》撰寫科技年曆,一年下來,他還成為“科普萬元戶”。

  但這些科普作品,在評定職稱時如同廢紙。如果有人把科普着作列入論著目錄,是會被評委會嘲笑的:“你怎麼能把科普的東西拿到科研上來?”搞不了科研才去搞科普,科普不過是“小兒科”,算不上個人成績,如此一來,最有發言權的一綫科研人員,即使是有興趣,也未必能有時間精力進行科普工作。

  科普文章的寫作難度也是限制。計劃明年出版的第六版《十萬個為什麼》,希望請“大學者寫小文章”,不料有專家在會上坦言,大部分院士習慣了論文寫法,很少能寫出趣味性強的,還是由專家出個初稿,另請人來寫為宜。

2011年04月22日 鳳凰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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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富”非“多福”也

胡潤研究院和群邑智庫近日出爐的財富報告稱, 截至2010年底, 財富達到千萬元人民幣的中國富豪人數已達96萬, 較上一年增9.7%;億萬元級的富豪有6萬人, 同比增長9.1%。以此推算,目前中國每1400人中就有1人是千萬富豪。

  龐大的數字,可觀的漲幅,似乎印證了海內外日益升溫的輿論——中國人已越來越富了。不過,如果再細看胡潤的那份報告,不難發現,中國富豪人數的增加無非是與兩大因素有關:一是,中國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2010年GDP增長了10.3%;二是物價和資産價格上漲,尤其是房地産價格高漲。

  據報告分析,96萬富豪中,有20萬人(占總體人數的20%)主要通過投資房地産致富。而另外80%的人也都多多少少擁有百萬元甚至數百萬元的房地産。在投資意願上,有1/3的受訪富豪依然將房地産作為個人投資首選——這一願望過去三年來一直呈增長態勢。

  顯然,是房地産市場的高歌猛進促成了中國富豪人數和身價的增長。換言之,很多人的“富豪”身份要拜房地産等資産價格畸形飆漲所賜,說到底,他們的“致富夢”更像是被吹大的、色彩斑斕的樓市泡沫。

  過去,中國人說“跑步進入共産主義”,今天,中國人真的是“跑步進入了富豪俱樂部”了。這樣的“暴富”、“浮財”對中國民衆的生活、對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以及中國社會進步究竟是一種“福”還是“禍”呢

  對於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來說,96萬富豪只是很小的一個數字,並不能讓人興奮。相反,這讓人想起了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提供的一個新的數據。他說,如按照聯合國每人每天一美元的標準,中國還有1.5億人生活在貧困綫以下。

  96萬與1.5億之間不只是巨大的數字反差,還包含着城鄉之間、區域之間、行業之間以及社會分配機制、個人創富機遇等諸多方面的差別和不均等。令人擔憂是,因為上述問題的存在以及近年來富豪們的言行表現,在大陸,財富正在産生越來越多的負面效應。富豪也常常被人聯想為“為富不仁、橫行霸道之徒”。

  對於正處轉型期的中國大陸而言,當前社會最期待看到的不是富豪數量的增多,而是創富方式的變革,以及全體公民尤其是“先富起來的人”對“財富觀”的矯正。

2011年04月19日 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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